《新华文摘》2024年第8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必须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在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系统理解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在文明互鉴与扎根本土中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在危机风险与困难险阻中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问题挑战，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努力践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初心使命，高位谋划发挥好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这深刻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与核心要素，清晰回答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我们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把握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大致包括：第一，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保证，就是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第二，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支撑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第四，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路径，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新路。在强调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特征的同时，我们还要把握好着眼世界水平和着力中国特色这两个问题。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改革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历史性跃升，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
回顾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之路，是一条系统性跃升的质变之路，是一条守正创新、兼容并包之路。我国是教育大国，还不是教育强国，更不是高等教育强国。我们仍处在一个“将强未强、要强还不强”的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们对高等教育现状既不能盲目自信，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敢于正视高等教育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把握好自身发展的内外部形势、环境和条件，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与挑战。
挑战一，依然存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不到位的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面临挑战。
挑战二，依然存在“重量轻质”的问题，高等教育向“量质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型面临挑战。
挑战三，依然存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面临挑战。
挑战四，依然存在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提升服务国家需求能力面临挑战。
挑战五，依然存在区域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实现教育公平面临挑战。
挑战六，依然存在高校类型层次不适应的问题，高校分类管理、特色发展面临挑战。
挑战七，依然存在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结构失衡的问题，“强教必先强师”面临挑战。
挑战八，依然存在国际交流合作“走出去、引进来”都不够的问题，建成世界重要高等教育中心面临挑战。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
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距今只有11年的时间。率先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任务艰巨、时不我待。应对高等教育的诸多挑战，我们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形成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相互支持配合的良好格局，担负起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完成好党和国家赋予的时代重任。
第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立德树人，揭示了教育的本质、体现了教育的规律、彰显了教育的根本价值。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要的任务在于坚持育人为本、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是坚持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人才培养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最本质的要求。从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到19世纪中叶柏林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的前身）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再到20世纪初北美高等教育体系的崛起，人才培养始终是大学的核心功能。因此，我们在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向上，要毫不动摇；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上，要持续巩固；在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上，要尊重规律。
二是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要深入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大思政课”建设工程，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讲深、讲透、讲活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关键课程，探索富有家国情怀、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深化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思想。要抓住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根本，紧扣以人为本、五育融合这条主线，以协同育人、贯通培养为路径，以评价牵引、改革驱动为突破，创新发展数字赋能、包容共享的素质教育，进一步确立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的新思路新路径，从多个方面发力。特别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深化体教融合，加强美育课程和课堂体系构建，建设完善全过程的劳动教育体系，实施青少年读书行动计划，涵养健全人格、提升综合素质。
四是推进协同育人。立德树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参与，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教育整体而言，要构建政府统筹协调、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新格局。从学校教育而言，要以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为基础，加强学校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个人施教而言，要根据各项工作内在的育人元素和育人逻辑，将爱国精神、事业心、责任感、团队意识等品格，融入每堂课、每个课题、每个项目、每篇文章，甚至每次开会和谈话中，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第二，优化调整布局结构。优化调整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结构、区域布局结构、类型层次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着力点。结构不调，强国建设不畅。
一是统筹规模结构与质量。高等教育办得好不好，重在质量和特色，绝不仅仅是规模和数量上的比拼。在保持规模适度增长的同时，优化调整高层次人才布局结构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中之重。2012年，我国在校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比例分别为1.11%、5.60%、55.67%和37.62%。到2021年，这一比例调整为1.33%、7.37%、49.77%和41.52%。博士生占比仅提高0.22%，如此结构，难以支撑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持续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吸引优秀生源攻读博士，扩大基础学科优秀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对硕士研究生教育来说，要持续扩大专业学位授予规模。
二是优化调整区域布局结构。对任何一个强国而言，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都有着战略考量。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根本在于国家层面高位谋划、整体推动，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全国“一盘棋”。
三是优化调整类型层次结构。我国高校的类型、层次结构差异很大，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的需求也各不相同，不可能用一种模式办学。一般讲，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可将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三大类型。按照职普分类，有普通本科学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和高职（专科）学校。按照主干学科门类或主干专业大类，又有综合性、多科性和特色性高校。这些高校都要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各省份要优先设置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匹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备持续办学保障能力的高校，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形成多列纵队。解决类型层次不适应的问题，根本在于省市政府统筹布局、错位发展，把高等教育发展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来。
四是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学科专业调整要强化服务国家需求，坚持有选择性的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加快布局社会需求强、就业前景广、人才缺口大的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择优培育。特别是对国家急需紧缺专业，要组织力量进行重点建设，不断强化学科专业高点，培育学科专业重点，扶持学科专业增长点。解决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以及办什么样的学科、设什么样的专业，主要责任在学校，学校要把有特色、服务需求作为学科专业设置的第一准则，党委书记、校长要担当起这个责任。
第三，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高等教育水平是评价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准，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必须让高等教育真正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一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要打破美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高科技实行全链条打压、全方位围堵的局面，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重要结合部，应占据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制高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别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要因材施教，优化个性化教育教学模式，统筹实施“强基计划”“拔尖计划”“英才计划”，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要打造全链条“本硕博贯通”一体化培养体系，完善选拔、培养、评价等环节支持政策，打造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特区。要构建融教育、科技、人才功能于一体的科教协同平台，形成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平台共享机制。自主培养不是关起门来培养，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速集聚全球顶尖师资，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才成长环境。
二是提升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这些年来，我国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无不与人才和科技相关。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汇聚大团队、构建大平台、承担大项目，勇于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要把握基础研究这个“总机关”，尊重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强化特色优势理工类基础学科建设，加强重大基础前沿和战略领域的前瞻布局。要用好学科交融这个“催化剂”，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推动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取得突破。要激发协同创新这个“动力源”，通过高校内部协同，与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协同，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的优势互补，促进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
三是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我国正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和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态。高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要深度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等，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搭建合作平台、创新育人载体、建立协同机制，与国家战略布局同频共振，与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的布局紧密结合，在区域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提升人才培养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和贡献度。
四是提升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大学作为最具内生力的创新型组织，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大学必须根植文化自信、自强基因，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开放包容、守正创新。要注重大学精神的凝练深化，创新性耕植和重塑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办学理念、校训、校风等大学精神文脉。要加强大学文化载体与阵地建设，满足师生的文化艺术审美需求，探索社会共享与开放机制，发挥大学文化建设成果的辐射示范作用。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创新文化育人机制与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将文化育人理念与成效渗透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环节。
第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高等教育要提质、要发展，根本上要靠深化改革，出路在体制机制创新。
一是改革教育评价机制。教育评价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破解这道难题，关键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确立以服务国家需要为最高追求的评价理念，突出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评价导向。我国的大学，要培养一流人才，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要产出一流成果，把对国家贡献度和社会公认度作为重要考量；要发挥一流影响，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最高评价；要办好一流本科，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立校之基。我们说的破“五唯”，破的是“唯一”，但不是不要，而是要破立并举、以立为本。破除“唯分数”，破的是将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立的是回归育人本质，重点考察综合素质，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破除“唯论文”，破的是把论文作为教师职称评定、发展晋升的唯一指标，立的是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把论文写在中国教育实践的大地上。需要强调的是，要正确看待社会上的各类大学排名，不能围着排行榜转，只找“兴奋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短板，更不能被国外的排名指标牵着鼻子走，简单套用、完全依赖。
二是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大学能不能办好，不完全在于钱多钱少，关键要探索立足中国大地、科学高效的新型大学治理机制。要形成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理事会等为支撑的现代大学治理框架。章程是大学的“宪法”，是高校依法办学的基本准则，要健全章程实施保障机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党委领导重在谋划和决策，校长负责重在实施和管理，要把“集体领导、科学决策、分工负责”贯穿体制运转全过程。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和教授的作用，倡导以“教授治学、行政理校，学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的理念，优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教代会是教职工依法参加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要参与支持学校改革发展，推进学校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要充分发挥校友会、理事会、基金会的作用，积极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大学治理，探索高等教育管理主体、投入主体以及办学主体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三是健全数字化赋能教育机制。数字化为高等教育创新路径、重塑形态、加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发挥教育数字化助学功能，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规律，设计更具弹性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打造以数据驱动因材施教的学习新范式。要发挥教育数字化助教功能，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融合发展，增强教学过程的创造性、体验性和启发性，撬动课堂教学发生深层次变革。要发挥教育数字化助管功能，开展基于大数据驱动、人工智能辅助的教育分析与决策，推动实现业务协同、流程优化、结构重塑和精准管理。要发挥教育数字化助交流合作功能，帮助学生了解全球多元文化的差异性，促进数字学习的交流，共同建立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工作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同时，要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避免技术逻辑取代人的思考与价值，防止技术凌驾于育人之上。
四是优化经费投入机制。未来十年，尽管基础教育在校生呈逐步下降趋势，但仍是高等教育规模保持稳定增长的黄金时期。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比例为1.35%，与美国的2.49%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要逐步提高高等教育投入强度。近年来，我国高校研发投入占总投入比例虽然呈现上升态势，从20年前的7.8%提高到目前的14.1%，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30.8%相比，仍有显著差距，要逐步提高高校研发投入强度。2019年以来，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水平暂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我们既不能一味地依赖拨款，也不能一味地提高学费，要推动地方出台捐赠收入配比政策，发挥好教育基金会的作用，鼓励社会多捐赠，建立拨款、资助、收费“三位一体”的动态调整机制。要解决高校建设中存在的“硬件很硬、软件很软”问题，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优化调整经费支出结构。
第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教育强国，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高等教育要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
一是重塑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形态。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国际形势进入剧烈的动荡变革期，全球人才培养链、科技创新链面临重构，教育合作呈现区域化、阵营化趋势。谋划推进教育对外开放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依托优势、着眼特色，差异化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重要载体作用，以多元交流合作机制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要深耕“鲁班工坊”等品牌项目，积极稳妥推进中国教育“出海”，着力构建人才培养、产学研用、数字教育、人文交流相互支撑的合作新形态。同时，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牢教育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安全底线，确保教育领域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历史经验表明，留学带动的中外人文交流，包括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方面从来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要积极实施新时代“留学报国”行动，深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留学人员综合服务平台，不断健全“平安留学”工作机制。要努力打造“留学中国”品牌，优化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吸引海外顶尖人才来华留学，将我国建成全球主要留学中心和世界杰出青年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培养未来全球精英。要增强教育服务大国外交的能力，通过教育交流合作，继续办好全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培养知华、友华、亲华人士，让全球数千万汉语学习者成为中华文化的认同者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三是开拓引进优质资源新渠道。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要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内薄弱、空白、紧缺学科专业，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把质量高、符合需要的“引进来”。要支持港澳高校设置新型研究机构或与内地高水平大学共建研究院，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枢纽。进一步推动海南在教育现代化区域创新试验上先行先试，打造新时代中国教育开放发展新标杆。“双一流”建设高校要面向世界前沿，在高端科技、文明互鉴等方面带动引领，实施好国际大科学计划，建立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地方高校要发挥地缘优势、文化优势，在特色交流方面主动发力。高职院校要紧跟产业发展变革，在职业培训与资格认证方面加强合作。民办高校要发挥体制灵活优势，在多元办学试点方面探索创新。
四是提升参与国际治理新层次。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重要体现。要更加积极统筹参与并主导设立教育类国际组织、学术联盟、论坛，打造国际高影响力期刊，发布权威指数和报告。要大力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有针对性地培养对外战略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推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引领力和规则制定权。
第六，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